外资的优势不仅仅是钱多，更重要的是其金融思想深深影响着我们，所以我们习惯于接受别人的判断，并将其奉为圭臬。可是我们或许要注意，人家也是博弈的参与者，甚至是对手。学习别人的思路是对的，但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，却不可师夷长技“为夷所制”。

抗战的时候，日本人有这样一个观点，那就是中国一定会战败，因为中国的高级将领几乎都是日本军校毕业的，早的如辛亥元勋蔡锷、著名军事理论家蒋百里，后面还有蒋介石（他没有毕业）、阎锡山、汤恩伯等，徒弟是打不过师傅的。这个想法本来有道理，所以抗战之初，亡国论也是甚嚣尘上。但没想到的是，蒋介石把《论持久战》放在案头床边作为常备之书，还在庐山举办了多期游击训练班，请共产党的军事家来讲课。后来的国民党军队的打法也渐渐地变了，比如缅甸的丛林游击战就打得很顽强，能跳出日本战法的窠臼，这倒是蒋委员长比较英明的地方。

指数跌到这个时候，高盛说中国的熊市来了。外资机构纷纷唱空中国市场。只是唱空的声音来得晚了些。

跌下来才知道，我们涨得太快了。道琼斯指数从1985年的2000点到2005年的12000点，涨了5倍，用了20年；我们从1000点到6000点，也是5倍，用了28个月。

跌下来才知道，我们没有那么强，中国石油的总市值曾经是埃克森美孚的两倍，曾经是世界第一大市值公司，但泡沫破掉了，我们便会知道中国石油的座位本来该在哪儿。

跌下来才知道，我们将来还要缴很多的学费，比如股指期货、创业板；我们将来会发现，创业板上的企业相当一部分是不创业的，等到解禁之后，高位一抛就拉倒了，就像美国的纳斯达克中国股差不多。

跌下来才知道，我们最缺乏的是企业家精神。高管们辞职把股票高位变现，或者还可以把骨干队伍拉出去，再搞一个企业，如果过几年一上市，又可以重来一回。在美国的一些中国企业就是这样，隔一段时间就关掉一家公司，然后再重新注册一家，目的是避税，税倒是少交了，可这样的公司没有历史，没有历史沉淀下来的无形资产。有些企业家是短视的，他们自己就没有想干成百年老店，也没想过基业长青，和我们看到的招股说明书，不一样。

面对金融博弈，感觉到困惑和惶惑，我们固然没有强大的资金量，没有博弈的经验，而且缺乏独立的金融思想和反应机制，还缺乏很多对企业和企业家进行规范的相关制度，而这些恰恰是投资者信心的基础，比加息、CPI、准备金率要重要得多。

流动性的问题固然重要，更重要的是，我们是不是有一批过硬的企业，有一套鼓励优秀企业形成、成长、壮大的机制。

股价是企业的影子，随着太阳的位置而变长或变短，而企业则是身高，这才是最基础的。